消失的病毒

      2023年7月，所在的城市已经恢复了作为旅游城市的应有的喧嚣和热闹，街道上戴口罩的人已经很少，尽管偶尔还能听到有人再次感染的消息，但是媒体上不再重复什么美国一百万的说法了。似乎疫情离我们已经远去，病毒已经被消灭。那些2020年之后的英雄史诗已经被2022年以后无止尽的封城、层层加码层出不穷的变态防疫、和核酸检测时的大排长龙主动感染之类的恐怖记忆所代替，甚至于开始质疑戴口罩的作用，并与之留辫子相提并论。

      回顾中国过去几年在防疫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开局惨烈、渐入佳境、登峰造极、惨无人道、官困民乏、一泻千里。人们对国家政策的态度从愤怒到自豪到不理解到最后的抵抗，而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固然有客观因素的不利，主要还是上峰意志的变化。最开始是有问题尽量掩盖，盖不住后全力补救，之后进入长久的倦怠期后，为了政治任务，不顾科学规律和人道主义，各种加码导致失去民意。顺应民意开放后，尽管死亡数字据某些吃饱了没事干的网友统计可能达数百万之多。即便如此造成的舆论反弹却远不及2020年之初李文亮逝世当晚的亡国气氛。人果然是健忘和双标的。李文亮去世造成各大网络平台的汹涌民意令一向霸道的审核军都无能为力，是因为人们在初次面对一个危害巨大的未知灾难事本能的恐惧和人类对同类最基本的善良。2022年末街道上呼啸的救护车和殡仪馆让人们麻木不仁的原因是，当死的同类足够多，而自己还幸运地活着时，死亡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同很多人比，我可能是幸运的，作为湖北人在外地，疫情之初，我并未受到太多不友善的对待。广州作为大城市，并不像一些新闻上的报道那样对湖北人赶尽杀绝，我仅仅有一次在去超市经过一个路口的执勤点因为湖北身份证被执勤人员稍微刁难，稍微争执后，随后赶来的领导确认了我一直在广州的信息后，便放我离开。同有些回家过年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工作和在外地被像瘟神一直驱除的老乡比，这些实在算不了什么。2020年6月份，我离开广州去了大理。尽管听说了一些外地人在最初遭遇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与我无关。在我生活的几年里，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疫情，没有封城过，没有强制进行过核酸检测，没有人要求过我打疫苗。

      但我从未觉得病毒根本不存在，出门必戴口罩。我以为我会成为那个不被感染的幸运儿。可是我中招了，而且是很快。在2022年12月7日放开前，大理城区因为疫情已经快要破防。中央政府一直暗示防控政策会发生重大改变，但是我没有料到突然一下子在12月7日开闸泄洪，有些媒体甚至还不知道怎么给政策转向如何解释。一些唯政府主义者前一秒还为政府的极端清零政策狡辩，后一秒就开始刷“国家已经保护了我们三年，我们应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如此荒谬的急转弯，没有试点，没有药物储备，没有舆论动员，前一秒还在新建的方舱医院，后一秒直接烂尾，居然还有人因此辩护。病毒永远不消失，我们的确不能永远严格防疫，过于严格的防疫对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迟早是要有放开的那一刻，可是真的不可以有点准备吗？随后不允许医生给死者开因新冠而去世的死亡证明，再一次证明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一句渣男毫不诚恳的誓言。民政部按惯例应该公布的季度火化数据至今不敢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的死亡数据，这些人的去世有很多是因为政策的发夹弯早早离世。他们本不该离去，却成为某些人的陪葬品。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不知道下一次我们会不会成为他们。